年轻人不愿进工厂

“希望是个可怕的东西，尤其对于他们来说。”

卢森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的一句台词来形容他当下的状态。

2019年毕业于江西一所职业学院自动化专业，卢森进了工厂的第一个岗位，是在流水线上打螺丝。

早上八点，工人们排着队到车间“训话”，无非是一些打打士气、提提要求的内容。工作开始后，每隔两小时可以休息15分钟。女人们大都坐在工位上休息，男人们则有个好去处——位于车间顶层楼梯拐角的吸烟区。

站或坐在那两层水泥台阶上，玩手机或闭目小憩，大多数时间工人们都十分沉默，偶尔能听到些许刷短视频的声响。卢森更喜欢倚在窗台边，他说，“这15分钟才是彻底自由的。”

15分钟过去后，他必须要回到工位上打螺丝。要按照编排的顺序打，一整天都在重复这一个动作，每一天都在重复前一天的工作。

时间久了就只剩下枯燥甚至有些莫名的“痛恨”和害怕。他没学到什么东西，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往技术方向上发展，也不知道离开工厂还能做点什么，令他更害怕的是，变得麻木。看完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卢森学到了一个新词——体制化，他认为这个词很适合他。

一开始你恨这个围墙，然后你慢慢习惯它，最后你依赖它，这是体制化。“我好像离外面的生活有些远了。”卢森说。

影片中，监狱中的老托马斯温和、积极，努力工作清洗自己的过错，50年的监狱生活后，他获得假释。但出狱后，托马斯是那样的惶恐与不安，他已经无法回到高墙之外。自由给了他希望，希望带给他死亡。

“工厂里的大部分人都是麻木的，他们可能想过离开，但是离不开了。”卢森想要走出这里，他说，“今年年底，我得好好考虑还能做什么。”

《中国青年报》教育学科部曾于不久前向全国职业院校学生发放问卷调查，了解职业院校学生的就业意向，共收到有效问卷26596份。调查发现有63.97%的受访职业院校学生毕业后不会选择进入工厂、工地、车间等一线基层岗位。此外只有32.8%的受访职业院校学生发现周围同学毕业后会选择电工、焊工等实体经济岗位。

「新熵」所接触的在一线基层岗位工作的受访者，对工厂的描述多为环境差、收入低、枯燥、脱离社会，他们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下工厂工人真实的生活现状，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职业学院的学生毕业后不愿再去往工厂。

那不是他们想象中的生活

戎月的美容工作室开在某商圈内的一栋住宅楼内，进门靠墙的柜子上摆满各式各样的护肤品，大门正对的房间里放着两张美容床，地方不大，但干净整洁。每日，戎月在这里热情地招呼每一位上门做皮肤护理的顾客，并向他们耐心讲解日常护理技巧。

她已经不是那个刚从工厂里出来，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的小姑娘了。

三年前，中职毕业生戎月有些迷茫，抱着试一试和先赚点钱的心态，随大潮进了深圳一家纸箱厂。在那里，戎月明白了“工厂不是她该去的地方”。

工人们每天起码要在流水线上待10个小时，重复4个动作——盯产品、停机、剔除废品、开机。听起来这10个小时很难熬，但是在大多数工人的感知下，流水线上的时间是很好打发的。戎月说，“经常是早上8点机器开动，我低头开始工作，机器停下我再抬头已经是下午6点了。”

车间机器声能轰轰隆隆持续一整天，在流水线工人们很难与别人正常交流，时间一长，工人的分析能力和与人交流能力都会被慢慢腐蚀。戎月回忆，那些做了20年一线的员工，他们的眼睛基本都是呆滞的，当生产出现一些情况了需要他们分析，他们更多是会告诉你“听从领导安排就好了”。

离开的念头是在一个凌晨产生的。

伴随着最后一个产品被送出流水线，戎月当天的工作终于结束了，拿起手机一看“噢，已经是凌晨3点了。”她打开手机中的手电筒往宿舍的方向走，自己手中的那一束光只能看到前方不到5米的距离，剩下的就是无尽的漆黑了。那是一种让人绝望的寂静，除了偶尔的几声蝈蝈叫。

恍惚中，戎月突然发觉自己已经重复这样的生活很久了。光阴似箭，在无限的重复与折腾中478天如一日，失去的又何止是时光呢。

离开深圳后，戎月来到离家最近的省会城市——郑州。几番周折，她决定去学美容。可能是在厂里待久了，起初美容店老板与顾客的对话，她一句也听不懂。“那是一种痛恨自己没用，又无力改变的状态。”

戎月也没想到一年之后的今天，她能有属于自己的一家店。回老家时，经常有年轻人跟戎月抱怨，“工作这么难找，不如我先去工厂呆两年。”戎月只会告诉他们，“去工厂还不如去便利店做售货员，起码能与人打交道，能获得更多信息。”

去工厂的毕业生中，也不乏真的想踏实从事制造业的人。

2020年毕业于普通二本机械自动化专业的张宇，对自己的定位很准确——技术工人。刚毕业时，张宇就明白做“技术工人”是有门槛的，所以想着先踏实从一线做起，积累经验。

但很快，张宇就发现自己只是每天重复在流水线上干一件事，根本学不到任何东西。3个月过去了，张宇觉得自己的知识水平依然停留在书本上。

为了能够早些从事一些技术上的活，张宇想报个培训班，一打听才知道学费不菲，2万元。对于刚毕业不久的张宇来说，这不是小数目。

他询问了身边工友发现，愿意花这笔培训费的学员，大多数已经在工厂流水线上工作多年的人，离开这个行业不如学点东西往上再走一步。

往上走并不代表更好的工作环境和更好的待遇，比张宇大一届的学长在完成积累后去了深圳做工程师。张宇说，“公司制造设备卖给工厂，学长的工作内容是去现场调试，完成最终交付。”

这份听起来还不错的工作，工作体验却十分“劝退”，应届生试用期半年，月薪2500。工作一年几乎都在出差，只有一个月待在公司。而这一个月，张宇的学长几乎天天加班赶设备交付期。

张宇没有交那2万的培训费，10月份他从工厂辞职去考研了。

不愿去工厂的B面

职业学院毕业生不愿去工厂的另一面，是工厂“用工荒”。

十年前，像富士康这样的“大厂”还是很受追捧的地方。如果想去富士康工作，身高、体重、年龄等都有硬性要求。一切达标后，男员工需上交1300元，女员工上交1200元才能入职。而一个普通员工的月薪仅470元。

现在，富士康这样的流水线工厂却遭遇了“用工荒”。9月底前，富士康急招20万名工人，并许下高额奖金。只要在职90天，在岗55天，遵纪守规，每个新人都能拿到10200元人民币。在郑州港区富士康，这个数字在几天前曾达到13000元。

但是即便如此，依然很难招到正在“逃离制造业”的年轻员工。

其他各类工厂的日子也不好过。

“招聘一名电工，薪酬6000-7000元”，前脚在深圳某QQ求职群发出消息的王峰，后脚就被踢出群聊。工人都嫌这点工资太低了。

可这和深圳普工4500元的工资“天花板”相比已经不算低了，王峰给出的“很少加班”也很人性化，但是却没人相信，毕竟工厂的薪资还是以加班为主。

浙江宁波，戴新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他所在的实木家具定制厂用人缺口高达30%，为了和“缺人”这个问题对抗，戴新不断给工人加薪，普工的工资从5000元上升到7000元。

企业招工的成本日渐提高，从业9年的蓝领招聘从业者李华深有体会。李华进入蓝领招聘行业，那时劳务市场正在发生“调转”。

2011年以前，个人想要进工厂是需要给劳务中介交钱的。李华入行的时候中介已经要开始掉头找工厂要钱了。“除非一些特别好的工厂，还需要个人支付400到800元介绍费。”再往后就没有个人交中介费的说法了。

相反，工厂招人成本逐渐提高。李华大概给算了笔账，现在市场上，工厂每从中介这里收一个人就要交大概相当于工人工资的15%-20%。现在普通电子厂的普工工资涨到4000-5500元，而且劳务公司介绍的工人每多干一个月就要交一个月中介费。这样看来，工厂每从中介那里招一个工人，一年就要花费6000元以上。

由此可见，工厂无论在工人薪资还是招工方面成本都有所上升，与此同时，摆在工厂面前更严峻的问题在于原材料的上涨。

2020年开始，锂、铝等原材料成本上涨了30%-40%，木料板材的成本价格则上涨了30%-50%，这种情况下，没有议价能力的小厂是扛不住一直给工人加薪的。

互联网成了新工厂？

那这些出走工厂的年轻人都去哪了？“好些人都去送外卖了。”李华说，“现在有技术的人越来越难找了。”

据央视财经报道，2019年，中国快递业务从业人数已突破1000万人，餐饮外卖员总数已突破700万人，网约车司机总数突破3000万人。2020年的疫情更是加剧劳动力产业间的迁徙，疫情期间两个月内新增骑手58万人，其中40% 来自制造业工人。

另外，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也显示，农业人口转移从事第三产业的比重为51%，主要从事家政、物流、餐饮等服务行业。

“宁跑外卖挣三千，不当工人五六千”成了千万打工人的一句口号，急速壮大的互联网产业，如同一块海绵，正吸引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

从本质上讲，劳动力群体的转移是从技能要求比较低的加工制造业，转入到服务业中同样低门槛的快递外卖行业。

为什么外卖员、滴滴司机类零工对年轻劳动力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从收入来看，此类平台型企业工资制度简单直接，大都采取计件或记次方式，劳动者可以在软件中直观看到收入的上涨，从而产生一种“多劳多得”的公平感。

同时，平台兴起之初总伴随着较大规模的风险投资，所以会采取较大力度的就业者补贴吸引来吸引劳动者参与，外界“动辄过万”的收入传闻让不少年轻劳动者心动。

此外，互联网工作的“自由”与工厂的“重复”比起来，似乎更符合年轻人对工作的期待。工厂流水线工人常称自己为“拧螺丝钉的人”，高度重复、服从于机器的高速节奏，劳动者逐渐标准化。

而平台型企业中，大多劳动者只需要完成非连续性的工作任务，工作地点、时间都可自行决定，虽有平台的监管，但相比于工厂严格的控制和管理，平台型企业显然更为人所接受。

但是，随着平台黄金期的消逝，平台型经济的劳动力红利也进入了瓶颈期。36氪曾指出，美团每开一个新城就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且骑手的流动性不断加剧，美团骑手今天的用人缺口依然高达30%。

同时，随着从业人数的增加，骑手的收入也正在被稀释。美团财报显示，2019年，一个骑手的月均工资下降到5968元左右。平台型企业是否真的能成为蓝领工人的新栖息地有待观望。

产业转型期的阵痛

劳动力流失、“用工荒”等一系列问题也让工厂意识到产业升级的重要性。

2018年7—10月，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孙中伟，与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邓韵雪，曾在广东省19个地级市共608家制造企业进行了一次大规模问卷和实地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有299家（占50.08%）企业已经或多或少实施了“机器换人”项目，通过引进工业机器人、电脑数值控制机床等自动化设备来替代人工；另有16.42%的企业也准备实施“机器换人”。

调研结果也明确指出，企业引进机器人或自动化设备与“招工难”有关。有40%的企业引进机器人或者自动化设备是因为当前招工比较困难，人工成本较高，使用机器人可以缓解招工压力，降低人工成本。

无论是因为劳工市场的变化还是因为市场要求，中国工厂的转型是必然且为人乐见的。然而新发展必然带来新问题。“机器换人”过程中创造出了新的岗位和技术需求，但大部分企业却存在普遍性缺少技术型员工。在孙中伟和邓韵雪的调查中，59.82%的企业表示缺技术工人，54.06%的企业表示缺研发人员。

但职业学校的教育似乎没有跟上“产业升级”的轨道。

江苏师范大学讲师杜连森在田野调查基础上，于今年6月发表了一篇名为《“打工人”的困境：去技能化与教育的“空洞”》的论文，他在职业学校里看到了一个“空洞”的世界。

职业学校是培养学生“一技之长”的地方，职校生虽然是现行考试制度的“失败者”，但他们仍可以通过学习技能来实现人生发展的另一种可能，这既是职业学校的目的，也符合职校生和家长的期望，因此，职业学校的工作重心应当是在技能培养方面。

然而杜连森调查期间所在的职业学校，核心内容是身体动作、精神气质、着装配饰等学生的规训与管理，与之相比，技能培养反而退居较为次要的位置。

学生一旦进入职业学校这个大环境之后，就不自觉地开始“混日子”，杜连森将职校学生的“混日子”理解为一种结构性力量的驱动。这种结构性力量的真实面目，就是学校整体“重规训，轻技能”的底层教育逻辑。

大部分学生寄希望于，从最后一个学期的顶岗实习中弥补在学校期间仅学到一些“皮毛”的遗憾，然而工厂重复、枯燥的生活却让他们更加苦闷。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职校毕业生不愿意再去工厂工作，但更深层的问题则在于，工厂要去哪里找技术型工人？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