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的长坡上，平安、华为、阿里、腾讯的“雪球”还要滚多久

自2008年IBM提出“智慧地球”概念后，在此基础上衍生的“智慧城市”发展理念迅速在全世界得到认同和发展。随着云服务、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快速迭代爆发，在华为、腾讯、平安、阿里等玩家协助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智慧城市建设数量最多的国家。

但数量无法等同于质量，智慧城市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资源浪费、数据孤岛、项目烂尾等诸多问题，城市系统仿佛是一片无法预测的混沌，关键是在这一看似诡异而不可预测的领域中，我们能否寻找到一些本质的、不变的、可预测的规律？

“解剖”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实际上是通过技术手段来提高城市服务质量和管理效率，这也并不是全新的理念，因为城市无时无刻不在接受技术的洗礼，潜移默化的接纳着新的技术。

本质区别在于：此前技术对城市的改造属于润物细无声的“春雨”，城市为主导，技术为辅助。如今两者的角色颠倒了过来，大量新兴技术的爆发变成了一场“暴雨”，甚至拥有了“智慧”，想要洗刷并主导城市，进行颠覆性变革。这就像一座城市的发展速度可以从一匹马适应一匹更快的马，但我们偏偏想要让它坐汽车一样，自然带来了许多问题。

整体来看，智慧城市的总体架构大致可以分为三层：基础层、平台系统层、场景应用层。

其中基础层包括终端感知、网络通信等部分；平台系统层包括城市数据、运营支持、安全管理等部分；然后在基础设施和系统平台的基础上，生发出智慧社区、智慧医疗、智慧交通等多种类型的场景及应用，构成场景应用层。

对于城市来说，智慧城市的每一层架构相对于城市本身都在发生着技术质变，举几个例子：

基础层。5G在时延、带宽、安全性和可靠性等方面全面提升，可以带动整个生态圈，即与5G相关联的技术发生裂变式发展。感知终端的物联网芯片已经能够在低功耗、广覆盖与低成本之间达到有利平衡，可以广泛应用于城市级全域数字化服务中，打通水、电、煤、气、火等基础设施数据，信息通讯基础设施的变化已成为智慧城市发展的前提。

平台系统层。云计算是改变IT格局的划时代变革，如今国内的阿里云、腾讯云等云计算厂商已经成长起来，可以用最低廉的价格为城市提供计算能力，也有能力为城市搭建自己的数据中心，实现安全管理。大数据的发展让数据和其他要素一起融入经济价值创造过程，数据汇聚后应用让城市的数据价值指数级上升。

在场景应用层。人工智能已经有能力入侵物理世界，为金融、医疗、金融等各场景、各行业提供解决方案，将数字化能力与我们的物理世界绑在一起，打开“智慧落地通道”。

城市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想要“智慧”往往需要用到非常多的跨领域技术，甚至黑科技进行创新研发。参与建设智慧城市的企业不可能十项全能，而是各有自己所擅长的领域。

中国平安，作为一个主业为金融保险的公司，谁能想到其科技研发实力超过了多数科技巨头，在智能认知、人工智能、区块链和云科技等科技领域已经建立优势。《2018-2020年全球AI专利排行榜TOP100》中显示，位列前三的企业是三星、IBM和平安集团。其中，平安集团凭借9255件专利位列全国第一、全球第三。

华为，作为以技术实力著称的传统电信设备商和系统集成商，一直是智慧城市市场上低调但又不可忽略的力量。从云到端，整个IoT数据链路的每个环节都离不开华为的设备产品。

阿里，有AWS的模范，同样选择从电商转型到云计算，率先从交通切入智慧城市，大力推广“城市大脑”的概念，强调稳定的"云"，强大的"脑"、灵活的"端"，致力于全城市要素数据的智能化深度融合。

腾讯，旨在立足城市可持续发展角度，构建以人为中心的分布式智能、多中台协同、海量服务随需调用的技术体系，支持城市像生命体一样可以灵活配合、协同作用和整体智能。

各方巨头大都选择做智慧城市领域的综合服务厂商，因为他们有做顶层设计的实力，还能够整合集成别人的专业能力，所以优势非常明显，极具竞争力。但基因不同，优势也并不相同，比如基础层是华为的主场，在基础层华为的通信技术以及设备拥有绝对的优势，阿里和腾讯作为互联网巨头，其云计算优势则更擅长平台系统层的搭建；平安偏向于场景应用层，科技落地能力较强。

智慧城市2.0：主导地位更迭下，必须驯服那匹“技术野马”

从2013年国家推出第一批智慧城市试点起，至今已有7年多，但是想要驯服这匹诸多高新科技组成的“技术野马”依然十分艰难。如果说早期的智慧城市建设处于1.0阶段，那么如今我们正揭开智慧城市2.0的篇章。据天眼查专业版APP数据显示，智慧城市行业的年度企业注册数量在近两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智慧城市的1.0阶段，本质上由技术驱动，技术提供者作为引领者，形成简单的技术+场景的耦合应用。特征是技术提供者不了解城市政府需求，城市政府也不了解技术如何应用，智慧城市建设只不过是简单地把技术嵌入到城市之中，并没有实现深度融合。

技术运用的前提是对客户需求的理解，不能脱离实际。这一阶段相当于将工程师直接推到政府面前，他们缺乏深入政务一线的服务经验和意识，对于政府的种种要求也难以适应，难谙政务市场的逻辑，难以形成针对智慧城市的有效解决方案。

比如典型的数据孤岛困境。在同一城市的不同部门之间，也可能出现的信息化程度和能力参差不齐等情况。像在深圳，并不是所有部门都能达到税务和公安部门那样高的信息化程度。由于部门管理模式差异、信息安全、数据资产所有权等问题，有的部门相对落后，就会形成数据孤岛。

智慧城市2.0阶段，本质上将转变为政务需求驱动，城市政府作为引领者，让政务需求成为“智慧”与“城市”之间的轴承和连接器。特征是技术特性与政务特性相融，高效对接，物理城市与数字城市的虚实之间，不再是对立范畴，而是平行互动、纠缠相交的一体化系统。

这时候对技术提供者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多领域专家团队配合，对城市未来发展理念及模式有深刻认识，同时还要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不仅仅要有技术能力，更要有服务意识和责任心。从关注“我们有什么”到聚焦“城市要什么”，要求站在政务的角度，了解他们的实际诉求以及痛点难点。

城市政府参与城市管理的委办局大概有几十个，实际中经常需要跨部门协调工作，应该先打通内部部门，否则“城市大脑”太多会造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另外这也是数据孤岛出现的重要原因。

更重要的是，城市政府应避免为了完成招商任务，将智慧城市项目作为招商手段，建设许多雷同项目，或者让智慧城市项目沦为“拿地”噱头，建成之后就变成空壳摆设。

城市：从智慧化转型到智慧化生存

未来10年，中国将有7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而城市（城镇）创造了80%的国民收入，90%以上的财政收入。未来中国城市建设的趋势将是城镇化与智慧化两条腿走路。

如果说智慧城市1.0阶段强调的是“建”，那么智慧城市2.0阶段则强调的是“用”。这时候的城市必须从智慧化转型过渡到智慧化生存，让科技真正能够在城市上开出花朵。

站在科技的视角，如果重新思考智慧城市的发展历程，会发现这是一次长期的、典型的技术成熟度曲线实践。

技术成熟度曲线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是诞生期，逐步进入大众视野，不断有原型产品被开发出来，刺激着大众的好奇心；第二个是泡沫期，大众被新技术的光明前景吸引，期望膨胀，企业与机构开始仓促进入新领域；第三个是低谷期，泡沫破裂，负面评价接踵而至，企业也终于认清现实。第四个是复苏期，基于第一波产品的失败经验教训，人们开始缓慢地对新技术进行改进，逐步提升效果，产业逐渐成熟；第五个是成熟期，新技术最终能够满足需求，迎来真正的理性繁荣。

在经历了从智慧地球到智慧城市的概念导入之后，智慧城市迎来飞速发展，尤其是在中国。根据DELOITTE研究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已启动或在建的智慧城市达1000多个，其中将近五百多个在中国，足以判断我国对于建设智慧城市的热情。

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一位智慧城市的资深从业者表示，智慧城市建设应该是分阶段、分流程实施的，由于早期技术不成熟，前期阶段建设并不成功的项目可能会直接烂尾。即便建设完成，也有可能无法提高城市效率而被放弃，逐渐退化到建设之前的样子。毕竟如今的智慧城市体系的产品和服务离满足真正的要求仍然有一段距离。

确实，在去年疫情面前，诸多智慧城市项目失灵，各级政府在这之前巨额投资建设的所谓云平台和大数据中心仿佛瘫痪，大概只有少数社区的网格化管理可能起到了一些作用。同时，疫情也如催化剂一般，让政府的一些抗疫需求不得不开始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优势，把自己的各种服务交给市场平台，让智慧城市领域加速奔跑起来。

在互联网江湖看来，经历了疫情催化之后的智慧城市正逐渐跨过低谷期并进入复苏期，城市在经历了智慧化转型的阵痛之后，已经开始尝试着进行智慧化生存，这对智慧城市的建设者来说相当于一场来自时间的大考、城市版的荒野求生！

城市想要实现“智慧化生存”，关键点还是在于解决“如何用”的问题。

从狭义上讲，智慧城市指的是城市治理，也就是政府职能相关的领域。例如公共安全、应急管理、市政设施、环境治理、民生服务等。从广义上讲，除城市治理之外，智慧城市还应该包括商业、医疗等不同的行业和领域。

因此，“用”或许也可以分为两大板块，治理和运营。治理是公共管理学范畴，在治理行政的运行机制下，政府也履行管制职责；运营是对产品生产和服务创造的全过程进行计划、组织、实施和控制，是一种企业经营行为。

政府的角色，或许会逐渐转向真正意义上纯粹的“治理”角色，主要完成规则制定、底线审查、标准检验等工作。城市公共领域中很多工作，尤其是其中可以真正实现市场化运作并盈利，则会倾向于逐渐由企业主体去运营，维持智慧城市的有效运转。

传统技术和管理方法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飞速前进，城市智慧化发展成为了未来之钥。智慧城市已经成为推进城镇化建设、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发展数字经济的战略选择。